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
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3:16)

基督教伦理学家侯活士:亚洲的教会不应走西方建制化基督教的老路,而应重视普通德性见证耶稣

作者: 王璐德 来源:基督时报2018年06月28日 09:13

529日,当代著名神学家侯活士(Stanley Hauerwas)在日本著名基督教主义学校同志社大学进行了一场题为《在亚洲的教会:一种巴特式的默想》的公开讲座,并与分别来自日本、韩国和中国的三位神学教授就亚洲教会目前所面对的一些现实和伦理问题进行讨论。

此次公开讲座是528日至62日在日本京都举行的第五届东北亚和好论坛日程中的一部分。该论坛是由美国杜克神学院和倡导和平主义的基督教门诺会共同发起的。

侯活士作为本次论坛的主讲嘉宾,从神学伦理的角度谈及“和好”的神学基础。侯活士曾常年担任杜克神学院和杜克法学院的教授,现在虽然已经退休,但仍然授课。他在2001年被美国《时代杂志》评为“美国最佳神学家”,他被誉为是20世纪末最具影响力的基督教伦理学家,其以叙述神学的角度论对基督徒德性与伦理等探讨的理论常常被宗教伦理学领域之外的学者引用和讨论,包括政治哲学、社会学、历史学和文学理论。

侯活士的著作《 A Community of Character: Toward a Constructive Christian Social Ethic.》被选为20世纪宗教领域最具应有力的100本书籍之一。近年来随着他的两本代表作《和平的国度》和《异乡客》被翻译成中文,他的建基于圣经故事叙事的神学思考也开始影响汉语神学界,给读者开启了一个新的视野。

在亚洲的教会——一种巴特式的默想

——“我以无权威者来到你们当中”

在讲座开始,侯活士坦率而谦卑得说:“我以无权威者来到你们当中。至少我没有这种权威,就是认为比你们知道的多以至于能够对你们说一些有用的话。我对亚洲教会面对的挑战所知甚少,我甚至不知道自己的无知。而你们当中的多数人对于你们所服事教会的神学洞察比我更多。”

而他之所以出现在这里并谈论这个主题,是因为此次的主办方看到亚洲一些国家的读者“不但阅读而且认同我的作品”,他也有幸曾在日本教会讲道和进行了一定的观察,因此希望他来就此主题分享他的一些看法和观点。

对于亚洲教会,侯活士认为他并不了解太多,但“至少有一点我很肯定,就是亚洲教会面对的挑战告诉我,亚洲基督教的优势在于它从来不是在社会、政治和经济中建构的基督教”,因此必须要恢复基督徒对上帝的见证,而这位上帝并非如当今西方欧美的情况,比如在美国谈到基督教要和支持或反对共和党、民主党这些直接挂钩了,但其实“上帝并不一定投票民主党”。

因此,他认为,“作为神学家,我的作品强调西方基督徒恢复见证基督神性(Lordship)的重要性,而基督的神性是建构在三位一体的宏大故事中的。但是,许多自认为熟知基督教的美国基督徒却几乎不能让其社会听见这福音的激进性(radical)特征。”

西方基督教建制化之路的历史原因及局限性

候活士表示,自己的神学是尝试解释摆在社会建构的西方教会面前的挑战——“在没落的基督教王国之阴影中,教会如何恢复强有力的神学声音,这声音不是揭示言说的脆弱性,而是具体地言说上帝”。

他曾提出恢复这声音需要美国基督徒认识到他们/她们不再掌控社会和政治秩序, 因这秩序建构了他们/她们作为基督徒和美国人(或者欧洲人)的身份,而未作区分,虽然这样的建议让他被冠以教派主义者(sectarian)、信仰主义者(fideistic)与部落主义者(tribalist)的批评。

虽然陆续有西方的神学家强调,从之前的基督教国(Christendom)的时代走出来,走非建制的基督教之路,但目前并未实现。反而基督教国家式的建制化基督教仍旧是很多人的认知主流,比如对美国人来说,“让美国再次伟大”这样的声音意味着要恢复的国家是一个(白人至上)基督教的美国,而在候活士看来,其实这样所谓的“基督教化的美国可能从来就不能存在过”。但认知主流上仍然提到美国就认为是基督教国家,或提及是西方就是基督教国家,但希腊和柏拉图其实来自于东方,所以这样的概念和认知经不起推敲。

这种在西方的基督教国家式的建制基督教形成,和历史环境有关。候活士引用凯耶(Bruce Kaye)的著作《英语世界基督教王国的兴衰:神权政体、基督论、秩序与权力》(The Rise and Fall of English Christendom: Theocracy, Christology, Order and Power)中的分析, 认为第一代基督徒必须面对如何将信仰传递下去的难题,这意味着他们/她们必须寻求可行之方法来实现。于是,不同类别的基督教组织逐渐在这个过程中形成,而“基督教国”(Christendom)是其中一种的实践形式。

“尽管我被定义为反对基督教国家观念的神学家,但我亦同意:没有这种实质性创新的产物(基督教组织),则可能没有没有基督教,正如凯耶的解释,这些基督教组织实际上也体现了基督徒的实践。并且,这些基督教组织建构之目的是为了正确效法既定的传统而避免被本土化。”候活士说。

与此同时,基督教本土化带来教会实践和形式的多样化,但为解决让不同的教会连接在一起并宣称同属于基督教,于是尝试透过政府或法律的权威来促进教会的合一,这称之为“基督教国家策略”,而处于这种“权力架构或者政体中的教会可能参与政治权力从而使用暴力来确保其信仰方式”,“这种以暴力方式来确保基督教国家的策略可以是不易察觉的,也可以是公然暴力的”,而这种建制的基督教会失去认识自己的能力。

候活士同意当今最具洞察力的神学家之一的利法特(Peter Leithart)在他的新书《新教主义的结束:在破碎教会中寻求合一》(The End of Protestantism: Pursuing Unity in a Fragmented

Church)中的观察:美国新教建制(Protestant establishment)正在分崩瓦解, 结果依附于该建制的美国公民宗教也在面临瓦解。利法特希望这种状况将为“改革的大公主义”(Reformational Catholicism)带来可能。

所谓“改革的大公主义”,它一方面保持了神学上对宗教改革的强调,另一方面恢复了教会的大公性特征。利法特认为后者最值得追求,对此他要求每个新教教会恢复每周领受圣餐。当然,利法特并不意指由此基督徒的生活就变容易了,他说:“当耶稣每周来到圣餐桌前,事情就发生了,都是奇怪的事情在发生。教会可能分裂,纷争四起。牧师和其他带领人必须寻求和解,缝合裂隙。”但是,利法特相信圣灵的工作可以帮助教会成为自由的教会。

——亚洲教会面对的挑战是如何保持本土教会的独特性并且不影响合一

候活士讨论了美国新教所面临的再次建制化的诱惑,他认为,“如果我对亚洲教会的认识无误,那么我想在亚洲的的教会并不受上述影响, 因为其不可能实施基督教国家策略。”虽然在韩国的、日本的教会、中国家庭教会和三自教会等有许多不同之处,以“在亚洲的教会”称呼有些笼统,“不过,就一般意义而言,我想在亚洲的教会不会处于这样一种危险中,即尝试透过政府组织来建构教会,又或者以非暴力的社会组织——比如建制的教育机构——来建构教会。”

但他提醒说,亚洲教会仍需要提防这样的试探。“尽管如此,亚洲教会难免亦会设想教会在迥异的文化中制度化,以确保教会的延续性。可是,教会为什么不尝试按照福音起初被传开的方式将其传递下去呢?因为亚洲教会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他回顾,非洲裔美国人基督信仰的延续,而他们/她们是在奴隶制度时期接受福音的;同样亚洲基督徒没有因为西方宣教士的坏行为而否认福音,“这些来自基督教国家的西方宣教士发现,透过见证福音,基督教同样能够兴旺发展于自由教会之中。”他引用达娜-罗伯特(Dana Robert)的解释:宣教史上有趣的议题不是关于基督教信仰如何被置身于不同文化的人们拒绝,而是这些人如何广泛地接受了信仰;基督教逐渐在世俗批评和反殖民主义中的消亡,结果证明这不是世界基督教的结束,而是“欧洲基督教的死亡嘎声”(death rattle)。

但侯活士仍提醒说,“尽管如此,俗话说旧习难改,这不免亦让我担心亚洲教会是否可以避免西方宣教士所犯的错误,也就是宣教士所展示的基督教不能脱离其国家主义的起源。”

侯活士认为,在亚洲的教会“面对的挑战是如何保持本土教会的独特性,换言之,在亚洲的韩国教会,日本教会,中国教会,或者其他教会各有特色,但这不影响彼此之间的合一性。这种合一至少表现在基督徒不愿意因为韩国人、日本人或者中国人的身份彼此残杀。亚洲基督徒面对的重要挑战之一是,如何应对不同国家地区正在崛起的国家主义。而且,历史的伤痕依然存在,这伤痕不能因为‘简单的忘记过去’而愈合。治愈这伤痕要求  基督徒心存盼望,在敬拜和共同的事工中发现这些不曾认识的朋友。再者,在圣灵里彼此联结,这亦是摆在亚洲教会面前的莫大挑战和机会。而拒绝彼此杀害则是基督徒共同故事的重要基础。”

——巴特“诚实的无知”给我们的启迪:重视普通德性见证耶稣

候活士表示,在圣灵里的联结要求基督徒从神学的角度理解上帝国度的真实性,而巴特(Barth)的作品能够为此提供帮助。他特别强调了巴特的“诚实的无知”(honest ignorance)的启迪。

“诚实的无知”意指东欧以外的基督徒必须谦卑地承认其缺乏必须的语境从而设身处地站在东欧基督徒的立场去回应东欧政府。候活士认为,巴特的“诚实的无知”是其放弃基督教国的一种表达,巴特的这种表达并不意指东欧的基督徒没有途径改善其生活,而是具体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使之可能总是由其所处的环境决定的。根据巴特的观点,没有什么能够替代东欧基督徒分享其已经学习到如何在否认其存在的反对者中生活。

候活士引用凯耶对大公性(Catholicity)的理解,意指教会之间的互动,这种大公性可能让教会留意到基督徒信仰的维度比基督徒的本土经验更宽泛。基于此解释,巴特可以被视为大公教会的代表。凯耶解释,如此理解大公性还包括了基督徒的一系列德性,比如耐心,彼此尊重和谦卑。而这些德性经常出现在巴特的作品中,他尝试藉此帮助基督徒认识到如何通过尊重彼此的差异而避免同质化(homogenization)。

对于亚洲教会和正在没落的西方教会这意味着什么?依据巴特的“诚实的无知”,候活士提出建议,基督徒要实践“诚实的无知”需要具备耐心和谦卑的德性,尤其像美国这样缺乏德性文化的地方更需要培养这些德性。

候活士谈到,他的思考基于目前一种观点:就是基督徒认为有建制化的必要性,因为要为了将福音传递下去,因此也认为亚洲教会也必须建制化来延续教会传递福音的使命。 依据凯耶的解释,建制建立机构之目的是“基于人类行为的基本价值观,旨在在时间推移中继续保持人与事物之间关系模式的连续性”,但困难在于如何发展这些机构,才能既保障基督徒的安全,又不让其失落于这个世界。而现实往往事与愿违,基督徒身在其中而难以记得其基督徒的身份。

侯活士基于“诚实的无知”提出他对基督徒存在于这个世界的独特性之看法。“我的提议很简单。我相信基督徒将见证福音,在某种程度上基督徒所学习到的德性不单会使得其生活成为可能,且更加美丽。换言之,我期望亚洲的教会,以及其他地方的教会,必须着重基督徒德性的塑造,这些德性能够帮助我们在这个遭受战争破坏的世界和平的生活。”他指出,“当然,在这个遭受战争破坏的世界和平的生活”,并不意指基督徒可以避免社会参与。

他引用苏联政治学家伊格纳季耶夫的观察,即穷人使用的话语和精英使用的话语往往不同,但穷人认为普通的德性诸如信任、忍耐、宽恕、和解与抗逆力(resilience)反而使得和平在缺乏共通性的人与人之间成为可能。伊格纳季耶夫解释之所以称这些德性为普通德性,是因为这些德性主要实践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伊格纳季耶夫由此总结,要求全球伦理应用到所有人是难以想象和不切实,这不是说普通人缺乏反省,其实普通人非常关注这个世界的不公义,但他们/她们的道德反省不是诉诸于康德式的哲学家所主张的普遍性。反之,普通人的伦理思考在于其所思能否为其自身和其群体的真实性提供帮助。

最后,侯活士说:“伊格纳季耶夫不是一位基督徒作家,但他的立场值得我们尊重。 亚洲教会面临莫大的挑战。教会在中国、韩国和日本已经有数世纪的历史了,但在许多方面仍然处于早期阶段。上帝知道我们盼望圣经将使用亚洲的教会来复兴教会。我们相信圣灵的工作是必须的,因为教会会面临试探想透过一些方法手段保护其存在,而这些方法与福音是对立的。但是,我们拥有的普通德性可以塑造、再塑造我们的生命,以致于我们能够有耐心见证耶稣,而耶稣就是上帝的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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